高仓健为什么伟大

高-仓-健。这个曾经能够代表一种精神的名字，似乎像经年的墨水一样，在一点点地消淡。爱影者如我，亦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。原是因为，昨晚听完朋友分享来的一曲《唐狮子牡丹》，我说，这一曲里的那个声音不够man，不够高仓健。话一出口，当下我就意识到，即便勉强被视作“最后一批高仓健迷的80后”，我对man的理解，同最初，也已经走样了。

但雁过留痕，人过留声，平凡到每个具体的人，再至少也有他/她的血肉至亲可以彼此互相成为意义。何况高仓健，曾激起过长于我之年岁的那几代人的羡慕和向往。那么，高仓健是谁？又拿什么来再次说一说高仓健？——张艺谋。

高仓健与张艺谋，前者1931年生于日本福冈，后者1950年生于中国西安，生活在不同的国度，走过不同的道路，爱上过不同的人，属于各自不同的命运，可是在某个时光阶段里，因为工作的交集，他们忽然发现彼此可以惺惺相惜，流一流相同的眼泪，喝一喝同样的酒，像个真正的男人，或者如张艺谋所说的“士”。

当然，高仓健拒绝过张艺谋的邀请。

在拍摄《英雄》时，张艺谋打算请高仓健出演一位老剑客，拿着剧本到日本找他。不料高仓健看完，毫不客气地说：“这种打打杀杀的电影不是我想演的。我现在只愿意去演能够表达人与人之间真实情感的东西。”那时的张艺谋已经是不需要用什么东西来证明自己的电影大咖了，但面对这个年过古稀的老人，他突然觉得自己的一种肤浅，高仓健的耿直与坦率感动了。后来他就用了5年半的时间找寻到能打动高仓健的题材——《千里走单骑》。他们最终有了美满的影缘。

拍《千里走单骑》的时候，高仓健的戏拍完，张艺谋请他先回去休息。没料到，等到收工，张艺谋一扭头，才发现高仓健还在不远的一角站着。当时高仓健已70多岁，愣是在片场站了3个小时，陪着剧组全体工作人员继续工作。这两个男人之间也就在那一刻，突然觉得彼此相互懂得。也就是从这部戏开始，两人更建立了父子般的感情。

2008年，张艺谋在北京忙奥运会开幕式，高仓健不期而至，带来了一把宝刀。这把刀，是高仓健找了两位日本国宝级的制刀大师，花了一年时间特意为张艺谋打制。

在日本，送刀的意义是最崇高的，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情义表达。而在中国，古语不也有云“宝刀赠英雄”么？因为刀是兵器，出境需要日本军方批准，高仓健费尽心思拿到出境证明，送给张艺谋时，高仓健说：“希望它能守护你，让开幕式获得伟大成功。”知道张艺谋很忙，第二天一早，高仓健就飞回了日本。

情义远不止一把刀。回日本后，高仓健得知张艺谋压力大，竟独自一人冒着大雪驱车5小时，到东京郊外一处寺庙替张艺谋祈福，站了将近两个小时。这件事，高仓健一个字也没向张艺谋透露。如果不是后来有旁人告之，张艺谋一辈子都不会知道此事。看到这里，也许我们会浅浅说一句“高仓健低调”，但张艺谋却将其视作“真正的情义无价”，称其为“士”。

在中国文化里，“士”是一个极高的评价。所谓的士人，在战国以后，就是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通称。而对于知识分子，自古至今，中国人是有着明确的思想道德要求的。这种要求，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概括为：一方面有很高的社会责任，不会动摇自己的意志；另一方面又不允许谋利济私，有道德的戒律。

以此，便能理解张艺谋何以以中国的“士”来评价高仓健。士，也是人格的代表。好比高仓健，据张艺谋回忆，高仓健对人的关怀，皆于细微处，绝不叫人为难。每次送人衣服、手表，都是先穿戴在自己身上，等到要分别时，装作漫不经心地说：“这件衣服我穿着不大合适，可能你合适些，要不你试一下？”试完了，就让对方带走。

恣笔至此，高仓健是谁重要么？我承认，这个时代的审美是不属于“老男人”的，况且，遗忘是人的一种本能。或许应该这么说，高仓健本非“雁”，亦就谈不上“痕”。又或许，他始终不曾在乎那些，毕竟，他去世前说过：“人生是一条跌宕起伏的曲线，荣誉不过是其中一点，与美好的人相遇，才是人生曲线上的点点滴滴。”

好在，在时光的不留情面之背后，我还是能够找到一些让我有底气的东西来，那就是——素来，精神是常数，历史是变数，道德是常数，审美是变数。

所以，再见啦，高仓健先生。